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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征服世界最高峰》散記

        王 喜 茂

         
        CCTV.com  2010年10月18日 10:10  進入復興論壇  來源:  

         攝影師王喜茂(下)在冰縫中工作

         

        中國登山運動員在黨的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從北坡一舉征服被人們稱為“第三極”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創舉。它充分體現了勤勞勇敢,發憤圖強的中國人民的偉大氣魄。牟森同志和我,作為新聞紀錄電影攝影師,能夠和登山英雄們生活在一起,參與這一次偉大的登山創舉,內心感到無上的幸福和光榮。同時在這一次活動中,也使我們受到了一次極為深刻的共產主義教育。

         

        新的課題

         

        為了在空氣稀薄,氣候瞬息萬變和步步是光滑陡峭的冰崖雪脊的高峰上,紀錄下登山英雄的業績,我們同登山運動員一起進行了三個多月的體能訓練和冰雪巖石作業。這對我們來講完全是一門新的課題。如在將近三個多小時里,交替而又不間斷地進行半個小時的競走,一百次單腿下蹲起立,四十個單杠引體向上,六十個俯臥撐,跑一萬公尺和舉重一萬二千公斤。開始時,教練雖然對我們這兩個甚至連百米都很少跑的“新兵”,給予了“特殊的照顧”——削減了一點運動量,但仍然被搞得非常狼狽,吃不下飯,睡不好覺,頭昏眼花,腰酸腿痛,甚至到了需要我們兩個彼此幫助才能穿脫衣服的程度。經過一段時間后,我們很快也就適應了。同樣在巖石和冰雪作業上,我們也由完全不懂變成了“內行”。如在攀爬八、九十度的、三十多米高的巖石峭壁和光滑陡峭的冰崖,以及橫越深淵的冰裂縫等,也都在教練的耐心指導下“及格”了。經歷一些諸如碰破手腳、摔上幾個包、或由于違反操作規程蹬下滾石和冰塊險些砸傷人等小風險后,即使我們學會了本領,也增強了體質,為完成黨交予我們光榮而艱巨的任務準備好了先決條件。

         

        我們帶著一萬五千尺膠片和廠里抽調出來的最好的十臺輕便手提攝影機,一臺中型電動攝影機,同登山英雄們一起,帶著黨和六億五千萬人迷你的重托,滿懷信心地踏上了征途。

         

        在雄偉的珠穆朗瑪峰山腳下——拔海五千一百二十米的地方,我們建立了登山的大本營。臨到開始總攻的那一天,我們用萬分激動的心情,拍攝了誓師大會的情景。然后,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離開了大本營直取珠穆朗瑪峰。我們背著二十五公斤以上的背包,用鐵索把攝影機系在胸帶上,跟著登山隊員前進。我們的攝影機從拔海五千六百米六千二百米的一段行程中,一直沒有停止轉動,因為這里別有洞天,奇突的冰塔,滿布山谷,在陽光的照耀下,有的像白玉,有的像翡翠,五光十色,異彩紛呈。

         

        天塹變通途

         

        在珠穆朗瑪峰和北峰相連的坳口,橫躺著一座四、五百米高陡峭的冰雪屏障,平均坡度有六十——七十度。我們稱它為“北坳”。這里有隱藏著巨大危險的冰瀑區和深不可測的縱橫的冰裂縫。在這里絲毫的疏忽和不慎都會遭到墜入萬丈深淵和雪崩襲擊的不幸。在它的腳下——六千五百米處,我們發現了一具英國探險家的尸體,牟森同志馬上就把它攝入了鏡頭。但是天大的困難也嚇不倒中國的登山英雄。我們要在英國探險家遭到多次失敗的地方重新踏出一條勝利的道路來。牟森同志背著攝影機跟著由運動健將許競率領的修路組出發了。他們要在每走一步都隱藏著巨大危險的陡峭冰壁上,為大隊修出一條通往主峰的“公路“。牟森同志在運動健將王振華通知的保護下,系了一條安全可靠的主繩進行拍攝,有時踏在沒膝的深雪里,有時爬在陡峭的冰壁上拍下很多好鏡頭。

         

        下午我就隨大隊沿著這條通往主峰的勝利道路攀登“北坳”。為了在陡峭的冰壁上,不放下背包就能隨時取拿攝影機,我就把機器用鐵索卡掛在胸帶上。但在攀爬時,機器的重心總在往前傾,影響行軍,之后我就把胸帶系在鴨絨衣里面,把機器放在懷里,再把鴨絨衣的拉鎖拉上。這樣一來,不僅行軍方便了,又給我們的“武器”穿上了一套良好的防寒外衣。我背著二十五公斤以上的背包跟著前面的接觸(用三十至五十米的尼龍主繩連結在一起的四個人為一個接觸),一面喘著粗氣一面向上攀爬,刺骨的寒風撲打著面孔,雖然氣溫已下降到零下三十度,但我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濕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一面攀爬,一面揩擦高山眼鏡上的霜雪和面額上的討厭的汗水。在藏族隊員扎西的保護下,我不時地拍著前后接觸的攀登鏡頭。在拔海六千九百五十米的地方坡度更陡了。英雄們利用“公路上的安全尼龍繩索和鋼絲軟梯,利用冰鎬和冰爪向七十度以上的陡壁上攀登。這一驚險場面吸引了我,如果從正面拍就將大大有損于真實的情境,但從側面牌沒有一處站腳的地方,并且還有一道冰裂縫。我們接觸的同志看到了我的心意,三個人馬上給我系了一條主繩,刨了兩個冰臺階,用冰鎬把我保護好,在他們的幫助下,使我滿意地拍下了這個使人驚心動魄的鏡頭。

         

        不平靜的九天

         

        當我和登山隊員開始第三次適應性行軍,攀登“北坳”的時候,牟森同志在“北坳”下面拔海六千五百米的地方,架起了我們的“大炮”——四百毫米望遠鏡頭,拍攝大隊攀登“北坳”和等待遙攝突擊主峰的材料。他是一個老練而富有高度革命熱情的同志,做任何工作都積極踏實而認真,待人處事謙虛誠懇,同志們都非常愿意和他接近,因為他胖,同志們都親切地稱他“胖電影”。他這次爬到了拔海六千八百米,并且在六千六百米的地方連續工作了九天。凡事登過山的同志都清楚地知道,一個初次參加登山的同志,能夠到達這樣的高度,并能正常地進行工作,確實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情。

         

        這里的天氣很壞,在第二次適應性行軍時建立起來的營地,有的帳篷已給大風刮上了天,有的被刮到冰裂縫里去了,就是被認為固定牢靠的一些帳篷,也無不被大風撕裂成破碎的布條。這次牟森等三位同志雖然把帳篷建立在一塊低洼的狹小的冰丘里,但仍然被大風吹得搖晃不定。為了工作,他和體育報記者陳雷生同志以及擔任保護和“監督”、幫助他工作的忠實助手——一個身體魁梧的藏族隊員多吉普同志在這里度過了九個不平靜的白天和黑夜。每天,他們天不亮就起身守望著這架裝有望遠鏡頭的攝影機,一直到太陽落山才鉆進帳篷。不管風多猛,雪多大,他們一直堅持著。因此,珠穆朗瑪峰的每一個神奇奧妙、變幻無常的情景,一無遺漏地都被他攝入了鏡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極其難得的大自然景象。

         

        有一次,牟森同志冒險拍攝了冰爆區后,來到了冰裂縫的邊緣。源深莫測,晶瑩碧綠的冰裂縫使他呆住了。從上面拍是拍不出氣氛的,下去吧,又無路可下,他埋怨自己沒有帶主繩和冰錐,他沿著冰裂縫的邊緣焦急地苦思著,忽然,他看到冰裂縫東北面的盡頭狹小并有積雪,他就一步一步地試探著走下了裂縫。由于他迫切要拍下這奇異的景色,已經忘卻在他的腳下,就是萬丈深淵,每走一步都隱藏著極大的危險。當他滿意地拍完鏡頭,上來時還摔了一跤,萬分僥幸地沒有摔進冰裂縫中去。

         

        有一次無情的風雪把鏡頭堵塞了,他急忙用手指去扒去在鏡頭上的雪,卻沒有考慮手是暖的,雪雖然搞出來了,但鏡頭上去因手的暖氣結上了一層冰霜,他就把鏡頭放進懷里暖著,之后,為了使鏡頭逐漸適應外面的氣溫,再慢慢地從懷里拿出來。

         

        晚上的氣溫很低,為了使機器不致凍結,他每晚都把鏡頭、機身和電瓶放進鴨絨被里,用身體暖著這個“寶寶”。

         

        他在這里一面拍材料,一面熱情地迎送往來的隊員,燒開水,熱饅頭,煮掛面等等,隊員們都深為感動。沒過兩天他卻真的被隊部任命為“臨時招待站”的站長了。

         

        高山缺氧使牟森同志經常失眠和食欲不振,再加上過度疲勞消耗很大,體重下降了十五公斤,同志們都改叫他為“瘦電影”了。在這短暫而又漫長的工作時間里,他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所具有的高尚品質和非凡毅力。

         

        我的最后高度

         

        第三次適應性行軍開始了,我背著一臺重五公斤半的攝影機和八公斤多的二千七百尺膠片,喘著粗氣隨著隊員們從拔海七千米的北坳,沿著珠穆朗瑪峰和北峰相連接的雪脊向上攀登。那時天氣變壞了,氣溫降到零下三十七度左右。同時又突然刮起了十二級大風,迫使隊員只能緊緊抓住冰鎬,牢牢地伏在冰坡上,免得被風刮到萬丈深淵里去。但每當風勢稍為減弱的時候,大家就不約而同的向前移動幾步。這些驚險場面該是多么好的鏡頭!可是大風使我的雙手不能離開冰鎬取出攝影機,眼巴巴的看著失去了機會,現在想起來還覺得遺憾萬分。

         

        當我們快攀到雪脊的頂峰,拔海七千四百米的營地的時候,已是夜色朦朧,我們只能借著雪的反光向上行進。連日行軍使我的體力消耗很大,將近三十公斤的背包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過度的疲勞也使我的大腿象有幾百斤重似的抬不起來。在貢布等同志的幫助下,我只能手腳并用地一寸一尺的向前移動,最后終于到了拔海七千四百米的營地。當我躺進雪洞里的時候,勝利喜悅的暖流沖擊著我的全身,激動得使我久久不能入睡。

         

        早晨起床時,我在過北坳胡同時凍傷的手腳被組長屈銀華同志發現了,他馬上匯報給史占春隊長,雖然我多次爭取想繼續留在隊里,但沒有得到允許,最后只得服從命令,離隊下山。在返回大本營之前,我乘這短暫而寶貴的時間,又拍攝了幾個生活鏡頭:史占春隊長在檢查氧氣,劉連滿和張俊巖在準備巖石錐和小掛梯,王富洲在用鮮艷的國旗包裹著我們各族人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石膏像。

         

        隊伍繼續出發了,風還在挑釁似的一股勁兒的刮著。我十分激動地把鏡頭轉向隊員們走上珠穆朗瑪峰的征途上,突然在我的“畫面”里,看到史占春隊長在浮石被風掀了下來。但是任何困難阻止不了英雄們的前進,休息片刻,史占春又背起背包,挺起胸膛,傲然地重新攀上浮石坡。我用愛慕的眼光,目送著這些為中國人民發憤圖強的登山英雄們,勇敢堅強地向勝利前進再前進。

         

        為了拍下主峰

         

        在大本營里,別的帳篷已熄燈休息了,唯有隊部的電燈還亮著。登山隊副隊長、黨委委員許競同志和王富洲、屈銀華、牟森等同志正在開黨組會,討論如何完成第四次行軍突擊主峰和拍攝電影的問題。在會議結束的時候,許競同志激動地說:“我們不僅要保證奪下主峰,并且一定要完成拍攝電影的任務……”許競同志話音未落,我們的特約攝影師屈銀華同志豁地站起來說:為了把攝影機背上主峰,我決定少帶一瓶氧氣。另一位特約攝影師王富洲同志也接著說:我們不管任何困難,一定要把攝影機背上頂峰去。當時牟森同志為英雄們的共產主義風格感動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只有用擁抱、握手代替了感激的言語。

         

        同志們都知道把攝影機背上頂峰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西方航空生理學上會被認為拔海八千米以上是死亡地帶,沒有氧氣裝備,人就無法生存。隊員們由于增加氧氣負重,在拔海八千米以上行軍,必須要背三十公斤的物資和裝備,但是為了要額外再增加攝影機的負重,他們就用秤來一兩一兩地減少著原有的裝備重量,去掉了一個巖石錐和一條帶子,然后加上了一臺重四公斤的攝影機和將近兩斤半的四百尺膠片。屈銀華同志為了保證把攝影機帶上珠峰,毅然決定自己少帶一瓶五公斤重的氧氣。雖然他知道在八千米以上行軍,如果缺少氧氣,在生理上將要受到極大的折磨,但是他們絕不再考慮任何困難,一切為了要完成攝影任務。

         

        用生命換來的珍貴鏡頭

         

        屈銀華、王富洲、貢布和劉連滿四位同志來到了被英國探險隊稱為“不可超越的、世界最長的里程“,海拔八千六百米的高達三十公尺的巖石峭壁——第二臺階面前。由于連日行軍他們已經相當疲乏了。開路的劉連滿同志連上四次都被摔了下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保護著我們的攝影機和膠片。當他們爬到海拔八千七百米的時候,劉連滿同志已經不能再繼續前進了。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九點多鐘,王富洲、貢布和屈銀華三個同志背著攝影機和膠片,冒著刺骨的寒風,從海拔八千七百米出發,到八千八百三十米的時候,他們帶的人造氧氣也用完了,等他們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艱難的路程,攀到海拔八千八百八十二米的珠穆朗瑪峰頂峰的時候,已是二十五日清晨四時二十分。在這樣的高度上,他們每走一步,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勞動!在這里走一步要等于我們在平地上走一里地的時間。雖然他們在最后一段艱難的路程中,是憑著雪的反光和星光,匍匐在巖石上一寸一寸地爬上頂峰的,但是我們的攝影機和膠片一直伴隨著英雄們!英雄們因為在夜里沒法拍下登上主峰的鏡頭感到極大地遺憾。但是,在頂峰又不能久停,只好在極度疲勞的情況下,又把我們的攝影機和膠片從頂峰背下來。這時天氣又突然變壞,下起雪萊。當他們回到海拔八千七百米的時候,天已經亮了。為了拍下主峰,屈銀華同志拿起攝影機準備拍攝兩個鏡頭,但因過度疲勞,他站立不穩,雙手顫抖,只好坐在山坡上,靠著背包拍下了一個覆蓋白雪的頂峰,和俯拍了一個喜馬拉雅山的云海鏡頭。

         

        這兩個用生命換來的珍貴鏡頭,將載入史冊,永遠放射著燦爛的光芒!

         

                                                     本文作者:時任中央新影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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